致力于研发疫苗的索尔克鲁格曼
年，哲学家提出了经典的「有轨电车问题」：当你看到一辆电车正驶向铁轨上的5个人，你会不会拉动控制杆让电车驶离原本的轨道、并将电车引导到另一条上面只有1个人的铁轨上？
当人们回顾年代的索尔克鲁格曼的案件时，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道德两难。
这位充满争议的美国医生对抗着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病毒之——肝炎。为了制作出拯救无数人命的疫苗，他以患有精神病的孩童为实验对象。这起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而这起案件，又给人怎样的道德启示呢？
困扰人类千年的肝病
早在希腊时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斯就已经纪录患了肝病的病患会出现发烧、皮肤变黄等症状，但直到20世纪，人们对于这种疾病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当时的人们只知道一种肝病，被称为「流行性黄疸」，且每年超过一百万人因这种疾病死去，对医疗系统造成极大的负担。
这种情况维持到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军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波肝炎疫情，超过5万名士兵出现了黄疸。严峻的情况终于导致美军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目标只有一个──找出肝炎的疫苗！
当时担任军医的克鲁格曼也开始对肝炎产生了兴趣。
二战结束后，他向流行病委员会提出想研制肝炎疫苗，但问题是：到底哪里才有合适的研究场所呢？就在此时，纽约一间为智力残疾儿童设立的机构，进入了他的视线范围之内──威罗布克学校。
我们先解释一下威罗布克学校的来历。
威罗布克学校落于纽约南边的森林之间，占地公顷的机构。本来是纽医院，二战结束后，有人提议把这里改建成一间照顾残疾退伍军人的疗养院。
然而，这个建议却被当时的纽约州长道威打了回票，因为他认为现今纽约州里还有好几千名身心缺陷、永远无法成为社会的一份子的儿童，需要受到高度的温柔与关爱。
因此，在州长的坚持下，照顾启智儿童的「威罗布克州立学校」正式于年10月开学了。
一张印有威罗布克学校的明信片
然而，短短7年后，这间学校就已经到达满员人的状态，人数甚至还在不断扩张。
到了年代后期，这里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精神病院、也是全美生活条件最恶劣的所在地，几千名病人根本无人照顾，只赤裸着身体或衣衫褴褴，其他则被留在肮脏、上锁的病房，无休止地晃动着身体。
稠密的人口加上卫生条件恶劣，让此地一再爆发肝病。学校的负责人因而找上了当时正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克鲁格曼，请他前往调查许多孩子染上传染病的原因与防治方法。
当克鲁格曼终于登上纽约南部的史泰登岛、漫步偌大的校园中时，他几乎难以掩盖内心中兴奋的情绪：他终于找到进一步研究最理想的地方了！
这些研究将可以帮助那些孩子，而更重要的，还可以让他获得更崇高的声誉。从年左右开始，克鲁格曼就在这所学校里建造起实验室、开启他们长达15年的实验。
一名患有严重自闭症的小女孩尼娜盖伦，便是其中一名实验的受试者。
她的母亲找遍了所有可能照顾她的机构，最后她找上了威罗布克学校，但她万万没想到，等待她的几乎是魔鬼的抉择：要把女儿送进学校就要同意让女儿受肝炎人体试验。
但由于年代这类机构极度缺乏的原因，不管她找遍了所有地方，回应她的都只有一串长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的等候名单。威罗布克是她最后的希望。她回忆：
「我会被拒绝.....除非我抓住这个机会。」最后，她达成了协议。
「我完全绝望了.....所以我同意了。」
克鲁格曼很快就凑到了足够的人数，展开实验。
他将肝炎病毒的提取物混进蛋糕、奶昔等食物里，喂食给孩子们，仔细记录下他们感染的过程。
用一句克鲁格曼自己的话：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够阐明疾病的自然史及预防方式──新获得的知识将导致疫苗的开发。
接着，他又将已康复病患身上取出抗体打到儿童身上，证明已康复病患身上的抗体的确能够预防感染。
致力于研发疫苗的索尔克鲁格曼
实验年复一年地进行着。
最后，他的肝炎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年，克鲁格曼发表研究结果，证明有两种不同的病毒株引起肝炎：第一种（A型肝炎）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的，而第二种（B型肝炎），则是通过亲密的身体接触和体液传播。
克鲁格曼确认了两种不同的肝炎病毒和它们的感染途径。这是B型肝炎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克鲁格曼也因此获得了无数赞誉。
但发现AB两种肝炎还不是他的终点，克鲁格曼的最终目标是发展疫苗。
三年后，克鲁格曼再次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他发现将患者的血清稀释后再加热，就可以取得一种死毒B肝疫苗的原型。
虽然这并非是最终的疫苗，但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依旧震撼了医学界，但这也就是他能走到最远的地方了，因为维洛布鲁克学校内部真实的情况，已经随着电视转播出现在数百万人的眼前。
年，两名热血记者在接到威罗布克学校内部状况的线报后，决定偷偷潜进学校一探究竟。一进去后，他们被里面的状况彻底震撼了。当时整间机构已经有多达名患者，高达60%的患者无法自行上厕所，一些儿童没有衣服穿、一丝不挂的蜷缩在地板上，里面的空气闻起来尽是恶臭、疾病与死亡。记者找到了一些能够说话的受访者，他们诉说了里面难以想象的状况：
「我被棍棒和皮带扣殴打。工作人员踢我的头.....大多数孩子都赤身裸体地坐在房间里、也发生了很多性虐待.....」事实上，过去整整十年来，克鲁格曼的行为从来都不是秘密，包括纽约大学医学院、纽约州精神卫生部和纽约州公共卫生部都批准了他的各种实验的方案，而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也都会发表在各种知名的医学期刊上。一直到年，才有第一位医学伦理学倡导者亨利贝克博士跳出来质疑这场医学实验。
亨利贝克医生（HenryBeecher）
贝克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白表示医学伦理的一条行为准则：
「在任何情况下，医生都不得做任何会削弱人类身体或精神抵抗力的事情，除非那件事是为了患者的利益而采取严格的治疗或预防适应症。」
举例来说，化疗会引起患者严重的副作用，但化疗可以帮助患者治疗癌症，因此合乎道德。但克鲁格曼的行为，是在一个人身上诱发疾病，就算之后会带来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利益，在道德上仍然值得存疑。
在贝克发出声明之后5年，又有另外一位哥德比（StephenGoldby）医生也站了出来，致信最知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谴责克鲁格曼的方法
整个克鲁格曼的研究，无论在学术或治疗上多么重要，都是不合道理的。在对受试儿童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实验是否正确？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不管有没有父母的同意都是如此。
指控接二连三传来。对此，克鲁格曼医生也有自己立场：他认为自己的实验并没有剥夺孩子的权益。根据当时学校的卫生条件与传播状况，90%的孩子一进来就会染上肝炎，因此他向孩子的父母解释了实验，并表示如果自愿参加受试，这些受试的孩子们也会比其他人更快获得疫苗。
这些研究让我们有可能在机构中控制肝炎。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那么不仅孩子会受益，他们的家人和学校里照顾他们的人也会受益，更别提那些世世代代都饱受肝炎困扰的世界各国人民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买单这种说法。儿科医生保罗欧非特（PaulOffit）就强烈反对克鲁格曼为孩子接种病毒的行为。他认为就算里面的孩子90%都会染上肝炎，克鲁格曼这种刻意接种病毒的行为，将得病的机率提高到了百分之百。
我认为，你永远没有理由可以为孩子们接种可能会杀死他们的传染性病毒。
欧非特这样说道。
正当医学界为了克鲁格曼的行为争论不休时，威罗布克学校的惨状随着新闻报道出现在数百万观众面前。
舆论压力下，纽约州政府终于关闭了威罗布克学校。在克鲁格曼的实验被摊开于阳光下，整个医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实验中的道德：当进行类似的人体实验时，实验的准则与规范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早在事件爆发前的年代，世界医师会（WMA）便发表一份《世界医师会赫尔辛基宣言──人体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为人体临床实验设立下尺度，重申最重要的一条准则就是「知情后同意」原则：受试者并须大致理解实验内容、并在清醒下同意试验，实验一旦危害到人体便需立即停止。
另外，对新知识的追求也永远不能凌驾每一个受试者的个人权益。年代，美国《贝尔蒙特报告》更确立了临床试验的三个核心原则：对人的尊重、仁慈与公正。
在威罗布克的案例中，对肝炎知识的渴望已经凌驾于孩童的权利与尊严之上，因此这实验在道德上便是错误的。
《贝尔蒙特报告》的封面
克鲁格曼实验带来的启示，绝对不只「噢，这件事是错的」如此单纯，相反的，它呈现了黑白分明的善恶之间，其实还有一块模糊的灰色地带──「虽然这实验对受试者不好，但之后可以拯救更多条人命」的道德困境。
这类的道德议题未来还是会不断地困扰我们的世界，但我们也不用太过灰心，随着新的事件引发新的道德议题，人们也会进一步审视是非对错的边际，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与追寻，最终逐步打造出一条可遵循的规范。